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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服务外包的联动发展路径分析

  上海金融服务外包的联动发展路径分析

  金融服务外包凭借着其降低成本、获得新技术与更优质的管理和获取核心技术的优势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风靡一时。中国这个社会稳定、综合成本低、内需不断扩大的市场对欧美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据A.T.科尔尼公司数据显示,中国仅次于印度位居2010年前十大最具服务外包吸引力的国家/地区第二位,并且未来中国有可能超过印度,成为全球第一大外包承包国。上海作为我国战略意义上的国际中心是我国第一批建立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之一,2005年被授牌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上海市产业园)也是全国第一个金融服务外包示范基地,目前已吸引数家国家金融机构后台中心入驻园区。然而有着要素禀赋优势的上海在《2011中国服务外包城市投资吸引力评估报告》中表现差强人意。因此正确定位上海金融服务外包发展路径对于大力发展金融业务流程外包,逐步把上海建成跨国金融机构的亚太总部和服务全球的后台部门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服务外包的含义及路径分类

  按照巴塞尔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组织(IOSCO)等机构在2005年发表的《金融服务外包》中所下的定义,金融服务外包是指“受监管实体持续地利用外包服务商(为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按照外包业务的内容可分类为: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知识处理外包(KPO)。

  在我国,金融服务外包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和基本条件,各城市的基本发展路径可以归纳为独立发展路径和联动发展路径两类,如表1所示。

  根据《2011中国服务外包城市投资吸引力评估报告》显示,中国服务外包城市投资吸引力十强为:成都、西安、无锡位居前三名,第四名至第十名依次为武汉、南京、重庆、杭州、大连、苏州、天津。可见上海虽然在经济、政策、地理位置、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却在服务外包投资吸引方面表现不尽如人意,与十强排名失之交臂。

  外包发展路径的基本条件对比

  在服务外包产业当中有一个共识,国外客户在选择离岸服务外包提供商时,遵循的原则是“先选择国家、地区或城市,再选择服务外包企业”。在这一原则基础上,结合中国服务外包指数(COI)及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可以归纳出以下五大一级指标:分别为产业聚集、成本优势、环境优势、技术优势和政府支持力度及其下属二级指标来评估各城市金融服务外包投资吸引力。

  本文选取位居《2011中国服务外包城市投资吸引力评估报告》前十位的成都、天津、杭州作为参照物。其中,成都属于低成本优势模式示范城市并且在此次评估报告位居首位;天津属于前店后场模式示范城市,虽排在投资吸引力第十位,天津作为港口城市金融服务外包的定位经验对于成为未来航运中心的上海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杭州属于政府推动模式示范城市,作为长三角地区中的重要一员,杭州的定位路径与上海定位路径息息相关。

  产业聚集对比

  金融机构和服务外包从业人员的高度集中,使得金融服务外包形成产业聚集,出现规模效应,从而有利于建立专业化承包商队伍,降低成本。因此,产业聚集程度是发包商选择承包商时重要考虑因素之一。由产业聚集对比表得出,上海在产业聚集下的二级指标中遥遥领先于其他示范城市。作为长三角地区的另一成员杭州在产业聚集方面较成都、天津也具有一定优势。此外,金融服务外包作为一项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其人才的需求与供给决定了它的目前定位与长远发展。据2011上海金融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金融系统从业人员结构组成中,研究生仅占6.25%,大学本科占比最高达到52.49%,大学专科占38.51%,中专及以下占12.97%。由此可见,目前上海基础人才供应充足,兼通国际和国内商业规则的高端的外包人才却严重匮乏(见表2)。

  薪资成本优势对比

  薪资成本作为金融服务外包交易成本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发包商选择外包承包商时首要考虑因素之一。因此,一个国家/地区薪资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了该地金融服务外包投资吸引力的大小。成本优势对比表数据显示,上海的薪资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城市,而位居本次投资吸引力报告首位的成都则体现出了作为低成本优势模式示范城市的巨大优势。与成都相对,上海的工资成本是其1.8倍多,商业房租成本是其2倍多。与杭州、天津相比,上海在工资成本与商业房租成本也都具有劣势。由此可见,上海金融服务外包薪资成本高昂是阻碍其提高竞争力、吸引更多投资的重要因素(见表3)。

  环境优势对比

  环境优势对比表可以看出,上海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综合环境较其他三所外包示范城市具有一定优势。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程度和专利数量方面领先于其他城市。在环境方面上海唯一不足的是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较小,相反,中西部城市成都则在人力资源可获得性方面体现了明显的优势,例如平安第二后援中心和埃森哲就是被成都充足的人力资源供给吸引落户于成都(见表4)。

  技术优势对比

  技术创新与发展是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原始动因,也是一个国家/地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能走多远的决定因素之一。上海在掌握先进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2010年其高新技术业产值相当于成都的3倍多、杭州的3倍多。然而在衡量技术优势的另一指标即通过CMMI认证企业数量上海水平与其他城市几乎持平,成都稍显优势。可见,促进承包商科技发展,掌握核心技术是上海接下来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任务之一(见表5)。

  政府支持力度对比

  国务院从国家宏观战略角度对城市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在税收、劳务用工、人员培训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各地政府根据本地情况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和金融机构落户。上文选取的四所城市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都制定了一定优惠及鼓励政策,差异不大。

  根据以上数据和相关分析可以看出,上海在产业聚集、成本优势、环境优势、技术优势和政府支持力度五大方面发展不均衡导致定位独立发展金融服务外包时上海竞争力较低。具体来讲,上海在产业聚集和基础经济环境方面相对具有优势,但其高昂的薪资成本,规模小、结构差的人力资源和相对匮乏的科技创新严重阻碍着上海吸引更多外资和金融机构入驻。可见上海凭借自身力量试图争夺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中心的难度较大。因此,上海发展金融服务外包需要换一个角度,即从其所处的长三角洲地区着手制订一个联动发展路径。

  未来上海金融服务外包联动发展的优劣势

  联动发展路径对于上海而言具体是指在发挥自身金融服务外包优势的基础上,依托长三角外包产业带并能与周边城市良性互动,形成差异化、规模化的区域金融服务外包品牌。其中,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是指以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和杭州五个城市为中心点向外延伸形成的特定区域,位于长三角中心。目前这五个城市全部被评为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同时,除了上海以外的其他四所城市入选《2011中国服务外包城市投资吸引力评估报告》十强。2010年我国只有24%的服务外包城市离岸执行额超过5亿美元,其中,长三角地区占最大比重42%,其次是环渤海地区占比33%,珠三角与中西部分别以17%和8%位居最后。可见长三角产业外包带在开拓海外市场承接离岸外包及产业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等方面领跑全国。此外,根据《2011中国服务外包城市投资吸引力评估报告》显示,虽然综合投资吸引力排名前十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多集中于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的大城市,但投资吸引力排名前五十的城市中,有44%的城市位于长三角地区,有20%的城市位于中西部地区,珠三角城市仅占10%。上海依托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具有良好的外部条件。

  有利于建立国际水平的本土外包承包商

  当前中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中的外包承包商主要由四种力量组成,分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全球性外包公司(如埃森哲、HP、IBM等)、来自印度的BPO巨头企业、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自建中心和本土金融服务外包公司(如华道数据、银联数据等)。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本土金融服务外包公司在技术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与其他三种主要外包承包商水平相差较大,承接的外包大多以技术含量低、风险小的低端业务为主。这是由目前国内本土金融服务外包承包商规模小而散的特点决定的。国际经验表明产业高度聚集是金融机构形成规模经济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据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服务外包企业12706家,其中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五个示范城市的服务外包企业占全国总数35.3%,也就是超过全国1/3的服务外包企业集中在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因此,上海定位依托长三角外包产业带发展金融服务外包有利于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外包承包商。

  有利于优化和升级人力资源结构

  金融服务外包作为一项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其人才的供给与结构决定了它的目前定位与长远发展。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服务外包从业总人数为232.8万人,长三角地区从业人员达82.6万余人,占全国总人数35.5%。其中南京、无锡、苏州的从业人员达40.6万人,约占全国17.4%。同时南京、苏州、无锡、昆山四市被商务部和共同确定为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中心,着力培养本土高学历、高技术、高水平的“三高”服务外包人才。因此,上海定位依托长三角外包产业带一方面可以使上海发展金融服务外包有源源不断的“三高”人才供给;另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邻近,风土人情、、习俗相近,较易沟通,来往方便,进而从各个方面提高了上海使用人才的效率。

  创新科技环境带来的优势

  分工协作、资源共享形成的城市群对提高创新能力有很强的推动作用。据《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专利授权量达81.5万件,其中长三角地区专利授权量达30.08万件,占比36.9%,因此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的集中带。然而目前长三角各个外包示范城市关起门来建设服务外包基地,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导致信息相对闭塞,宝贵的先进技术资源没有共享,长三角外包产业带的优势没能得到体现,严重制约着长三角外包产业带整体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当上海定位为依托长三角外包产业带发展金融服务外包时,在利用自身资源的同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更便捷的方式吸取周边的资源。同时与各个外包城市之间资源信息的流动也会促进新技术的创新,增强“长三角外包产业带”品牌效应。

  非外包示范城市成本低廉带来的优势

  金融服务外包领域涉及到的交易成本有四个方面:薪资成本、搜寻成本、后续的维护成本、辐射成本。搜寻成本指寻找优秀的人才和合作机构,后续维护成本指安全性法规、辐射成本指品牌效应的建立与扩张。环境优势对比表数据显示,在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中上海和杭州的薪资成本远超南京、苏州、无锡,而在上海在搜寻成本、后续的维护成本、辐射成本等方面相比其他四所城市较为低廉,各项成本之间的不平衡和外包示范城市综合成本较高使得各城市在成本因素上喜忧参半。因此,在平衡中降低成本、与其他地区组建战略联盟是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发展壮大金融服务外包的重要任务,更是上海大幅提升金融服务外包竞争力的必要途径。

  如上海定位为依托长三角外包产业带发展金融服务外包时,可以与其他四所外包示范城市组建战略联盟来寻求较低成本以外。例如位于江苏省的昆山市,其薪资成本在全国范围中处于中低行列。其工资成本仅为29740元,相当于上海的7/11,其商业房租成本仅为0.7元/平方米•天,相当于成都的7/15,相当于上海的7/31。此外,便捷的交通也为上海和昆山合理分工,资源共享,走差异化路线,共同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内首条跨省轨道交通线——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向花桥延伸工程已开工建设,将于2013年正式投入使用,届时昆山与上海的同城效应将显著增强。

  依托长三角外包产业带发展的劣势

  缺乏覆盖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金融服务外包公共平台

  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不仅要有硬件方面的园区载体,还需要有软件方面的公共服务支持体系,以提供政策咨询、知识产权咨询、情报查询、项目对接、人才培训、数据统计等公共服务。2010年苏州市政府正式命名的“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金融BPO公共服务平台”是长三角地区第一个公共平台,然而目前还缺乏一个覆盖整个长三角外包产业带的集信息、物流、金融、会计、咨询、法律等咨询服务于一身的公共服务平台。从整体来看,长三角地区金融服务外包的产业聚集的优势没能得到发挥。因此,在长三角地区急需建立一个“生产能力展示、加工制造接单、成本采购转让、项目发包分拨、业务商机交易”为一体的“解决方案中心”对提高长三角地区金融服务外包,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

  各城市功能定位与产业分工不明确

  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几大城市在制订发展金融服务外包战略时无不走“圈地招商、建立外包基地、政府推广”千篇一律的路线,相似的外包产业定位和不明确的分工造成了各个城市之间重复建设,效率低下,整体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不明显。而世界级的城市群、产业带往往有着不同的功能与定位。如美国的纽约定位成世界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集中地,而第二大城市波士顿则大力发展高科技研发、教育、贸易等产业。由此实现了区域内的分工协作,增加了整个都市圈的经济稳定性与竞争力。

  对上海定位联动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建议

  设立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机构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和良好的支持产权保护理念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地区外包出口和承接国家服务外包的竞争力。想要建成“方案解决中心”的上海必须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同时,在产业基地内设立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机构,不仅接受企业及用户举报,也为外包发包商提供长三角外包产业带的知识产权信息查询服务。

  建立国际性金融服务外包接包及展示平台

  上海可以在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内规划出特定区域建立“长三角承接金融外包成果展示平台”,并建立起相关市场准入标准和评估承包企业绩效的考核标准,由同样位于基地内的中国外包研究中心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对各个参展的金融外包承包企业进行评估,并保证评估过程与结果公开透明。在此基础上,上海应进一步整合长三角外包产业带的所有平台资源,涵盖技术、市场、知识产权、人才、政策咨询等,建立覆盖长三角外包产业链的全链条式公共服务平台。目前,苏州、杭州、无锡、上海、南京都成立了各自的服务外包协会,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及打造“长三角”外包品牌要求在中心城市上海建立一个同样覆盖长三角外包产业带的金融服务外包行业协会。该协会的重点工作是充当各地政府、外包企业之间的桥梁,发挥双向沟通的渠道作用,维护成员权益,协助会员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加快完善高素质金融外包人才培训体系

  上海应紧紧围绕培养高水平金融服务外包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复合型管理人才队伍的目标要求,在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的同时加强海外高素质人才开发。首先,鼓励企业和高校合作办学。上海市应当利用自身良好的教育资源,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办学培养金融服务外包专业人才,不断扩大金融服务外包系统培训规模和覆盖面,根据外包企业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学校课程设置,保证学生在毕业后只需通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直接上岗。同时,继续推进服务外包从业人员认证资质项目建设。其次,坚持培养与引进人才并举。上海市应坚持培养与引进人才政策并举,重点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紧缺的外包技术人才,与欧美外包发达国家深化人才招聘合作关系,继续通过像“海外金融人才网络招聘会”等现代化多招聘渠道招揽人才,继续深入落实人才政策,对金融机构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户籍、住房购买、子女入学、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扩大政策覆盖面。

  完善统一法规标准 夯实区域合作基础

  完善的法规制度是金融服务外包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为建成长三角解决方案中心,上海应当在相关政策制订上发挥表率作用。一方面对于引进国际国内知名金融服务外包企业、金融机构自建后台中心等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在用地上给予支持。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律的规定,共建长三角地区趋同的政策法规体系,增强各地政府之间的合作交流。除了保持现有由沪、苏、浙三地政府和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长三角金融合作论坛等共同交流平台以外,还应建立市场准入和质量互认制度,以及共享的信息平台,提供标准的适用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